小忆大山门
从最近想到的一个电影问题说起。
历史上的导演成千上万,有人的作品风格显著,有人的片子却毫无辨识度。那么风格究竟是怎样确立的呢?
我的想法是,一个导演风格的标志,不在于他爱用哪些手法,而在于他不用哪些手法。
库布里克不喜欢拍特写;黑泽明不爱用固定镜头;大卫芬奇极少用手持摄影;王家卫几乎不拍全景。
是因为他们不擅长吗?不,事实上能达到这个级别的导演几乎无所不精。他们对某种手段的排斥,源于他们所坚持的美学判断。而那些匠人导演们,为了讲好一个故事,无所不用其极,在一部电影中运用的手法繁多如千层蛋糕一样。最后片子固然好看,却没有自己的辨识度。
绘画中亦有相通之处。不过不是对于技术手段的选择,而是对于描绘对象的处理。自觉的画家,会对对象做减法。后印象派三杰,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减法:同样的对象,梵高去掉了固态的样式,塞尚去掉了圆润的外表,高更去掉了琐碎的细节,留下的,是他们通过自身美学观念对于对象的提炼。
反之,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如伦勃朗、委拉斯凯兹等等,都对现实进行了精微的描绘。不可否认,他们捕捉到了人性的幽深,但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的绘画是照片性的。在没有摄像术的时代,他们的画发挥了照片的作用:对对象百分之百客观地还原。当然,他们的画和同时期那些平庸之作相比,就像伟大的摄影作品之于美图秀秀拍出来的廉价图像一样高下立判。但差距在于审美和技术上,在画家的主动性上,它们是相似的。
太多,就显得少了点什么。
去年年初,我随父母一行去甘肃大山门林场写生,至今正好一年。如今在北京的天寒地冻中回忆起故地,一切仍格外清晰。
大山门,客观来讲,不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。这里没有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壮阔风貌,有的只是大片土质的矮山,上面布满了深灰色的针叶林。冬天,河水冰封,天地一片肃杀,只剩下黑、白、灰、黄寥寥几种颜色。这不像是个适合写生的地方。
云南的古城,新疆的群山,东北的林海,都有丰富而多样的景致。但在这些地方,一个画家很容易迷失,乱花渐欲迷人眼。
但在大山门这样的穷山恶水中,画家反倒可以静下心来,细细品味对象,去芜存菁,保留自己真正想要的部分。慢慢地,万事万物皆蕴含美妙。
对客观的对象做减法,寻找其中美的部分,这是一个画家发掘自己主动性的过程,也是梵高、塞尚这些画家在成长过程中必要的阶段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大山门是绝佳的写生场所。
大山门的人很有特点。这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已出去,只剩下退休的老人们,日复一日看守着这片林子。在风吹日晒中,老人的脸上留下了与自然对抗的痕迹。不仅是粗糙的皮肤,更是眼中的倔强,以及倔强背后的生命力。
但不同于西北人民典型的那种生命力,这里的老人们似乎又有一种无奈,一种处在时代后面的无奈。这种无奈消解了他们目光的倔强,让他们变得温柔而平和。通过与他们对视,我找到了一种丰富的质感,一种从城市里的人们身上流逝的质感。
感谢画笔,让我离开城市的牢笼,来到这个地方。
在城市里,我时常眺望无尽的远方,祈求与未知的世界建立联系。互联网可以让我们在一秒钟了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可当我看向窗外,高楼林立,雾霾下能见度不足百米,我又仿佛孑然一身。
在这里,身处无尽的远方,信息闭塞,人烟稀少,仿佛与世界隔断了一般。可当我抬头仰望星空,却仿佛真正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
每当这时,耳边便会响起: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
杨天硕